当得知鲍威尔和盖伊的检测结果呈阳性时，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个案例还需要等待B瓶样本的检测结果。即使如此，我仍感到非常失望和悲伤。因为多年来全球众多组织通过教育、宣传等各种方式为反兴奋剂工作做出了巨大努力，但仍有顶尖运动员服用违禁药物。

　　不过，美国和牙买加两个国家分别独立地检测出运动员使用兴奋剂，却是让我感到高兴的现象。因为对于全球反兴奋剂工作来说，国家机构监测是一个非常严肃且重要的环节。目前，对于盖伊和鲍威尔的检测正处于这样的国家层面。

　　因为盖伊和鲍威尔事件，很多人开始质疑现男子100米世界纪录保持者博尔特，以及环法自行车赛的新科冠军弗鲁姆。不过，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不能因为某一个运动员的检测结果呈阳性，就武断地认定另外一个特定运动员具有嫌疑。

　　拿环法来说，反兴奋剂工作是有法律规定的。在上世纪90年代，法国通过了国内反兴奋剂法律，其中规定在环法举行期间，法国警察可以突袭运动队的酒店驻地并进行相关违禁药物的搜查。所以，在今年环法赛中，法国相关反兴奋剂机构理所当然地也会采取适当的反兴奋剂措施。

　　这种充分的反兴奋剂立法保障非常重要。这一点在2006年都灵冬奥会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根据意大利国内反兴奋剂法律，意大利警方突袭搜查了奥地利冬季两项(越野滑雪与射击)队和越野滑雪队的驻地，并随后揭露了其有组织性的血液兴奋剂计划。因此，合适的国内反兴奋剂法律应当在全世界所有国家建立起来，而这也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反兴奋剂公约精神。

　　具体到运动项目，不可否认的是，目前很多兴奋剂案例都来自于田径和自行车。但并不能就此下结论说这两项运动的兴奋剂服用情况就比其他项目更为普遍，也许其中的原因是这两项运动自始至终就比其他运动项目更为积极地寻找服药者。作为世界田联的反兴奋剂机构创立者，起码在田径项目上，我认为的确如此。自行车运动我并不方便评价，但自行车长久以来的确有着根深蒂固的服药文化，而国际自行车联盟也一直积极与此进行斗争。

　　曾经的“环法王”阿姆斯特朗在本届赛事期间曾发表言论，其称“不服禁药拿不了环法冠军”。这种观点很不幸地正在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不仅是在自行车运动领域或者环法赛事上。但对于全球的反兴奋剂机构来说，对待这些服药者的战斗必须一直进行下去。仍旧举环法的例子，如果没有人在比赛中服用禁药，那么也有运动员会顺理成章地赢得比赛，只不过有可能是比历史最好纪录慢了一点而已。

　　再说一个有趣的现象，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女子铅球和铁饼项目的金牌获得者甚至不能登上24年前汉城奥运会的领奖台。这种现象在体育运动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是比较明显的，一些几十年前的世界纪录在今天看来仍难以被打破。

　　如果跳出运动项目的思维，从国家角度来看待兴奋剂事件同样重要。在我经历的漫长反兴奋剂斗争中，最为严重的应当是冷战时期东德(民主德国)整个国家所操控的兴奋剂服用计划。为了能在奥运会以及世锦赛上获得奖牌从而给国家带来荣誉，政府允许成百上千的年轻运动员服用兴奋剂，这给他们以后的身体健康带来了严重伤害，其中可以促成雄性激素合成的类固醇对女性的危害远大于男性。

　　从我的经验来看，没有项目会逃得过兴奋剂的侵蚀。因此每项运动都有责任维护自己的名誉，并保证干净地发展。这个过程中，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要在所有运动项目中采取行动，而非单单在田径和自行车领域。同样，在WADA的统一指导下，国际体育单项联合会也应当采取具有前瞻性和决定性的反兴奋剂举措，这将直接决定各项体育项目中的反兴奋剂态度。

　　让人欣慰的是，目前全世界所有的体育单项联合会都已经承认兴奋剂是无法接受的。这些违禁药物违背人性道德，具有欺骗性和危险性，它们甚至压根是人类社会所不需要的。

　　兴奋剂是一个公众健康问题，而非单单在体育领域。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我曾在2012年以此为话题首次召开全球讨论会，而这也是我所创立的“林奎斯特反兴奋剂基金会”的宗旨所在。与反兴奋剂工作相关的五个世界组织——国际刑警组织、国际奥委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世界卫生组织——都参加了此次会议，并发表了重要声明：体育领域和社会领域需要相互支持并同步采取措施来打击服用兴奋剂的现象，违禁药物的滥用将对整个人类社会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包括身体、财富、名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