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回溯。37年前的1981年。北京体育馆路上的人民体育出版社，多少双眼睛直勾勾盯着。来了，来了，飘着油墨香的新书出版了。不算厚，总共也就七万多字。

　　第一次印刷，3万册。早就预订得差不多了。车子出了出版社后，半路又被“拦劫”了一部分，真正摆上书柜的寥寥无几；很快，正在召开的全国妇女大会，一下子又要了2万册。

　　一时，洛阳纸贵。火速加印。谁也想不到，之后几十年间，这部报告文学长盛不衰，成就了历史经典。

　　这究竟是怎样一部不朽的文学著作？它的书名叫《中国姑娘》，作者鲁光。中国三四十岁的青年应该都记得，大多人在教科书上还与之邂逅过。这部报告文学，不啻影响了中国一代人。

　　“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浙江永康。远处险峰石壁、山石嶙峋，近处绿水青山、风光旖旎。著名的方岩景区附近，有一座独门小院，这便是“五峰山居”。主人正是鲁光，中国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家。

　　这里是他的故土。暮春的午后，当我们走进这座小院时，年届耄耋的主人健步迎将出来。头发已灰白，精神仍矍铄。没错，有着一股体育人特有的英武之气。

　　回眸过往，无论如何绕不开中国女排。说到中国女排，鲁光的眼睛亮了、话匣子大开，仿佛一下子回到了近四十年前——

　　1980年。鲁光时任国家体委宣传司教育处处长。他还有一个身份：业余作家。鲁光关注中国女排许久了。那几年，主教练袁伟民与女排姑娘心气都很高，劲儿也足，已经在世界赛场上崭露头角。而中国刚刚经历了一场浩劫，处于彷徨之中，百废待兴，亟待一种精神提振信心。冥冥之中，鲁光感到这帮女排姑娘与中国的命运，紧紧地拴在了一起。

　　是啊，此时此刻，是何等盼望中国女排的崛起！早在之前的十多年，兼任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贺老总说过：三大球不翻身，我死不瞑目。他是带着遗憾走的……鲁光的“冥冥中”，与北京大学的莘莘学子不谋而合。当年，北大邀请女排姑娘做客，地点在大礼堂。结果，消息传出，现场人山人海，甚至没有留出一条人行通道。鲁光回忆说，好多姑娘的鞋子都被踩丢了，最后挤进大礼堂的只有队员周晓兰。在大礼堂的台子上，周晓兰被众人仰面抬起，一次次往上抛。现场，响起异口同声、透彻天际的声音：团结起来，振兴中华！一遍又一遍，经久不息。

　　鲁光怎能不动情？他被深深地感染了。

　　“有种的出来”

　　鲁光总想为这帮可爱的女排姑娘写点什么。

　　1980年，他来到国家体委秦皇岛训练基地。有次，听到一个激动的声音，“有种的出来！”他问袁伟民是怎么回事。袁伟民笑笑道出了来龙去脉。原来，当时国家女篮、女排都在秦皇岛外训。两支队伍泡在海里“打水球”，既是游戏，又算训练。结果，女排姑娘输了。输了又不服气，于是喊话再次约战。“有血性！”鲁光暗忖。

　　鲁光回忆，当时社会舆论有一种倾向，“中国的年轻人一代不如一代”。在鲁光看来，中国运动员、尤其是充满朝气与拼劲的女排选手们，就不是这个样！1981年，他应袁伟民的邀请，到湖南郴州国家女排训练基地体验生活，一待就是半个月。那时，生活条件很艰苦，训练环境也不好，但姑娘们的斗志十分高昂。在郴州期间，鲁光经常与姑娘们交心。队长是27岁的曹慧英，一堂高强度的训练课后，老伤未愈又添新伤，常常是血淋淋的，脸色苍白，被调侃为“祥林嫂”。曹慧英就反驳，“祥林嫂是旧社会被迫害的，而我是自己要练的。”

　　留给鲁光深刻印象的还有队员杨希。训练中，她的大腿肌肉拉伤，躺在床上起不来。她真诚地告诉鲁光：“决不能让母亲来探望。如果见了这样的场景，非得哭着把我领回家。”

　　鲁光说，姑娘们也有乐的时候。打了教学赛，或是训练完了，有时会集体拽着教练袁伟民的双手、双脚，高高地往上抛……后来他才知道，这也是姑娘们减压的方式。素以严肃著称的袁指导，让她们既爱又“恨”，而在抛起、接住的过程中，师徒之间似乎变得更为融洽。

　　陈招娣与“三练三走”

　　在与女排姑娘的交往中，陈招娣是比较特别的一个。她是杭州人，浙江老乡。“因为都是一个省的，多了一份亲近感”，鲁光如是说。

　　在鲁光眼里，陈招娣长得比较秀气，但个性倔强，训练场上是拼命三郎。有一次在北京体育馆训练，大家练得比较累，袁伟民问要不要加练，她主动报名。加练的内容是“喂”与“接”15个球。扔过去的要接住，接不住就算负一分，练到第9个时已经受不住了，想走。袁伟民说，你要走就走，明天开练，第一个练你！陈招娣还是坚持继续练，练着练着又受不了。因为练不好又是负数，结果是越练越多……“三练三走”，最后还是练完了。

　　这个情节，在鲁光先生的《中国姑娘》中，有极为传神的描述。

　　陈招娣的另一段故事，则被鲁光写进了《敬你一杯酒》中。1981年，中国女排在日本夺得第一个世界冠军。其实，早在第一局比赛时，她的腰就严重受伤了，只是忍着没有吱声，咬着牙关坚持。她说即便腰断了，也要把奖杯捧回去。打完比赛，陈招娣已经没办法自己下场，即便上下车都要人搀扶。晚上，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庆功，袁伟民发现队员少了一人。此刻，陈招娣正躺在二楼的床上动不了。袁伟民端起酒杯，蹬蹬蹬上楼给这位特殊的功臣敬了一杯酒。陈招娣特别感动，“袁指导，谢谢”，说完就哽咽了。

　　一晃三十年多过去，鲁光早就退休了，而陈招娣已经是将军——她是新中国体育界第一位女少将。2012年，伦敦奥运会期间，北京电视台办了档节目，叫“鲁光口述历史”。鲁光动情地讲到了那段往事。节目播出后不久，陈招娣打来了电话，“我看哭了好几次”，她最后提了个要求，“能不能把这期节目帮我刻录个光盘”。鲁光欣然应允。

　　同一年，鲁光正好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画展，他给陈招娣也发了邀请函。她如约而至。鲁光还写了副书法“中国姑娘”送给她。没想到，这居然是这对浙江老乡的最后一次见面。

　　2013年4月1日，罹患癌症的陈招娣救治无效逝世，终年58岁。鲁光说，或许出席画展的开幕式，是招娣向老友告别的特别方式；他又听说，逝世前不久她还专程去了趟福建漳州国家女排训练基地会了老友。她这一辈子，于女排是怎样的深情厚谊？！

　　让鲁光后悔莫及的是，陈招娣惦记着的“鲁光口述历史”光盘，一直到她逝世后才送到。而作为这段历史亲历者之一的招娣，却已经孑然远行。

　　小书房与大作品

　　与陈招娣，与曹慧英、杨希、郎平，包括张蓉芳、周晓兰、孙晋芳、朱玲等等，鲁光与这些可爱的女排姑娘，在采访的过程中、在朝夕相处中，结下了深厚的情愫。

　　当年，为创作《中国姑娘》这部报告文学，他与每一位女排姑娘，不止一次地采访、谈心。最后只剩下张蓉芳。“我给的时间只有一个小时。”“行，就一个小时。”“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你挺傲的，但你很拼。”张蓉芳的眼睛亮了，接着又眯成了一条缝。两个人居然谈了三个多小时。

　　还有一位是周晓兰。鲁光与她谈得很投机。最后，她甚至将日记本都拿了出来。俩人拉了勾，“只许看，不能写，更不能外传”。鲁光花了一个通宵，读得津津有味。

　　当鲁光积攒起几箩筐的素材时，他动笔了。内心，似乎有着厚积的岩浆即将爆发。然而，毕竟当时只是个业余作家，并没有大块的时间。白天上班，只有早、晚的时间；住房逼仄，卧室兼书房，唯一的书桌与正在上学的两个女儿共享。因此，只有孩子上学了、放学后女儿们做完功课，这张书桌才真正属于作家。

　　那是1981年的夏天。鲁光给自己定下了规矩：每天必须完成3000字的创作。完稿后，最初在《当代》杂志发表，引起极大轰动。全国有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的党报进行连载，包括《浙江日报》。很快，人民体育出版社出了这部7万余字的报告文学。不久，日译版也出版了，书名改成了《红色魔女》，同样引起了较大反响。鲁光回忆，那时收到的读者来信，足可以装上几麻袋，还有可爱的女读者寄来照片以及求爱信。

　　鲁光说，女排姑娘夺得世界冠军，在改革开放之初，这是最提神的事儿。《中国姑娘》则是传递了这种精神，起到了催化之效。

　　永远的中国姑娘

　　《中国姑娘》让鲁光一夜成名，他与中国女排，也由此结下一辈子的情谊。

　　无论是出任中国体育报社社长，还是人民体育出版社社长，他的眼睛与笔从没有离开过中国女排。继《中国姑娘》《敬你一杯酒》后，鲁光为中国女排还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作品，如《投她一票吧》《爱情，请你慢点来》，以及《中国男子汉》等。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两次获得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他的作品，被杂志社、报社争相约稿，彼时极少有稿费，更多是一些实物，如笔记本、钢笔等，羊城晚报社的稿酬还有过一只女表。

　　时光荏苒，三十多年白驹过隙。鲁光说很欣慰，推动社会文明与进步的力量中，有着女排精神的一分子。2016年里约奥运会期间，中国女排再次打进了决赛。恰巧是巅峰之战，鲁光外出“打的”，就连司机都十分关心结局。鲁光亮了身份，又宽慰司机：“我们一定会赢回来的。”司机执意不肯收钱，只说了句：“给郎平郎指导问个好就行。”中国女排果然夺冠，举国欢庆。次日，鲁光应约给《北京晚报》写了整版的文章，题目就叫《永远的中国女排》。

　　女排精神，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至今，三十多年过去，从没有褪色，也一定将代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