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教育部接连印发了《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18年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以及《关于做好2018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因两个文件中均有涉及体育特长生的内容，让校园体育何去何从迅速成为热门话题。

　　一方面，升学考试中存在已久的体育特长生加分就此成为历史。“自今年起，全面取消体育特长生、中学生学科奥林匹克竞赛、科技类竞赛、省级优秀学生、思想政治品德有突出事迹等全国性高考加分项目”；“继续清理和规范中考加分项目，尚未全面取消体育、艺术等加分项目的地方，要从2018年初中起始年级开始执行。”

　　另一方面，对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要求“要逐步压缩特长生招生规模，直至2020年前取消各类特长生招生。”

　　现阶段不得已而为之的“切割”

　　关于体育特长生的政策变化没有影响范女士支持孩子打冰球的决定。孩子正在北京某知名小学上六年级，“球龄”已经6年，“打得不错。”范女士表示，中考、高考的政策每隔几年就有调整，从家长的角度来说，她不会因为某个政策的出台就闻风而动，但会长期关注政策施行的方向和落实的程度；更重要是，孩子表现出对冰球的喜爱，“打冰球这几年，孩子确实在身体素质、意志品质、团队合作等方面有着明显提升，考虑到这些积极因素，我也不可能轻易就让孩子放弃这项运动，哪怕未来它对孩子的升学没有任何作用。”

　　“反对家长带着功利心去要求孩子参与体育。”范女士的态度正是北京市海淀区教委副主任张彦祥认可的改革方向，他表示，未来对运动能力优秀的孩子会创造更多竞赛平台，但对于绝大多数孩子来说，更希望他们广泛地参与到体育运动中，了解体育知识、培养体育兴趣、养成体育习惯。

　　这与业内对政策变化的解读十分契合，即学校体育需要在教育改革中寻找更重要、贴切的位置，要由特长向常态化转变。但因体育特长生加分、招生等环节存在腐败、造假等现象，去功利化、追求教育公平就是实现破与立的关键前提。

　　以体育加分为例。上海、厦门国际马拉松曾接连出现因“骗取高考加分”集体作弊的丑闻；2009年，浙江某中学提出航模高考加分申请的19名考生中，有13名是当地各级领导干部的子女，其余6名是教师子弟……这些案例连续加深了“体育高考加分沦为某些人手中特权”的印象，也促使国家出台过多次限制性政策。但证书造假、竞赛组织不规范、竞赛的应试色彩和功利性突出等问题依然让体育成为加分“猫儿腻”的重灾区。

　　因此，压缩部分阶段体育特长生招生、取消高考体育特长加分，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全国学校体育联盟(教学改革)主席毛振明看来，就成为我国教育发展到现阶段不得已而为之的“切割”。

　　毛振明表示，让体育、艺术等方面有特长的学生在升学中得到加分鼓励，本应是一种重视学生综合素质培养的教育政策表现，但在我国长期体育事业和教育事业融合不足、升学功利思想强劲的形势下，把本来正确的事办坏了，是典型的“好事儿没办好”。

　　他解释称：“过去一段时期，青少年体育和基础教育是‘两张皮’，是割裂着存在于大多数家长、老师和校长心中的。”首先，体育特长被不少家长看作孩子进入好学校的敲门砖，以至于有些学习成绩不佳的孩子被迫选择了体育，最终出现了大量学习成绩不好、体育能力也一般的“假体育特长生”，“本来应该促进全面发展的政策，却造就了掩盖片面发展的出路。”

　　同时，为提升学校的竞技体育成绩，体育特长生的确受到了有关学校的青睐。但毛振明透露，他曾见到一些特长生因学校怕影响本校升学率，到了高二被学校“放弃”的情况，“在升学率面前，‘特长’也没被当作全面发展的体现，反倒成了学校功利化的‘装点’。”

　　在对各种体育特长的误读下，弄虚作假、影响教育公平的弊端就被逐渐放大，因此，在教育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就需要阶段性的举措来重新引导校园体育的发展方向，“要以素质教育为导向，回归体育的教育功能。”毛振明相信，当改革到一定程度，在综合素质评价体系建立中、全面发展人像的勾画中，体育仍将会成为重要的评价指标。

　　“青少年体育参与内生动力不足，体育师资短缺，学校体育设施不足，大中小幼学校体育衔接不畅，青少年肥胖、近视等问题依然严重”。在今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华东交通大学副校长张玉清的提案《关于深化学校体育教育改革，力促青少年身心健康全面发展》成为16位委员的联名提案。其中就提及，要将学生体质健康测试、体育锻炼情况以及体育特长等过程性指标纳入学业水平考核评价范围，逐步建立规范化、科学化、智慧化、常态化、多样化的体育考试评价体系，“我们的考试需要加入过程评价和多元测项，那些体测成绩不优秀，但常年坚持锻炼的学生也值得鼓励，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让学生动起来。”

　　如何安放学生的体育特长

　　关于体育特长生的政策变化对孩子未来升学到底会产生怎样影响？黄女士坦言：“我有点儿懵。”她正上初二的孩子是北京某知名中学校足球队成员，虽然学习成绩还不错，但想进入更理想的高中，足球就成为增加希望的砝码，她表示，孩子从小学升入现在的这所中学，很大程度上依靠了足球特长，可近期令人困扰的问题出现了“他还能不能依靠足球特长继续上好的高中乃至大学？”黄女士表示，会继续观察取消体育特长生加分政策在未来的实施情况，不会贸然地改变孩子已经踏上的这条足球特长生道路。

　　“取消体育特长生加分政策并不表示取消体育特长生。”南京理工大学教授、动商研究中心主任王宗平强调，要取消的是在高考分数基础上加10分、加20分的体育特长生加分政策，并非要让学生的体育特长无处安放，“功利心驱使下，造假、舞弊频发，很多获得加分者也许根本没有真正的体育特长。因此，取消是正确的。但这一政策对真正有体育特长的学生影响不大，他们仍可以报考大学的高水平运动队等。”

　　尽管，大学高水平运动队的招生并不受这次体育特长生加分政策取消的影响，但在王宗平看来，大学高水平运动队的招生需要从高中到初中到小学，一个连贯的体育特长生培养通道作为支撑。他担心，这个通道会因各方对政策把握不准而在实践过程中被缩减。

　　记者注意到，关于压缩体育特长生招生规模的相关表述出现在《通知》“努力保障入学机会均等”内容之后。国家体育总局科教司教育处处长隆胜军在接受其他媒体采访时表示，此次政策出台，主要打击的是小学不按片区入学的择校热，高考体育政策在近几年没有大的改变，特长生的入学通道还是存在的。也就是说，到2020年取消的各类特长生，仅仅针对小升初阶段，中考高考并未在此范畴内。

　　面向小升初阶段，结果是将各初中在体育竞赛场上拉至同一起跑线，“想出运动成绩，没有招特长生的优势了。”北京中学体育老师王芳表示，这个举措能让普通中学、普通学生在体育领域享受到更大的公平，但会在一定时间内，让期望靠体育帮助升学的孩子陷入迷茫。

　　“在学校没有体育特长生需求的背景下，一个成绩好的孩子和一个成绩普通但有体育特长的孩子，后者优势已经被削减。”南方某中学体育老师王老师表示，通常期望靠体育特长升学的学生成绩平平，体育是进入优质学校的资本，但今后，要么进入和学习成绩相对应的学校，要么把精力从体育挪到学习上，即便依靠竞赛杠杆来增加学校对体育的重视，“但现阶段，在校长心中升学率依然比体育重要。”

　　“客观原因是他们有可能错过训练的黄金年龄。”从事羽毛球教学的王芳表示，通常在小学羽毛球能达到业余中级水平的孩子，到了初中，经过训练，可以达到业余高级，但将来初中面对的很有可能是一群完全没有接触过羽毛球的孩子，“大部分运动项目，黄金训练时间是10～16岁，本来应该小学就打好基础，未来可能得在初中起步，不少有天赋的孩子可能会错过成才的机会，体育也仅仅只能是爱好了。”

　　但在毛振明看来，现行自下而上从中学“体育特长生”延伸至大学高水平运动员的成才路径收效甚微。“体育的本意，是让很多孩子崇尚竞争和合作，通过体育塑造人格，培养运动员是目标，但不是重要目标，更不是唯一目标，学校培养出精英运动员，应是无心插柳柳成行的结果，而全体学生的身心健康、体魄强健才是有心栽花花盛开，这才是教育中体育的本来面目。”

　　他认为，真正的“体教结合”是建立让竞技体育回归教育体系的“新的举国体制。”建议从高校着手，加强高校学生体育对中小学体育的引导和激励机制，在高校经典赛事体系建设、高校教练员队伍建设等方面加强工作，这样对体育人才的需求就会自上而下层层覆盖，从而带动各级各类校园体育的进一步发展，“这可能是有利于真正志向体育、有体育天分的学生发展体育特长的有效通道。”

　　呼吁广泛开展校园体育，让学生参与体育运动不受功利心驱使外，王宗平也强调要加强从小学到大学的体育特长生培养通道的建设，“而且这个通道应该相比现在更宽一些。”他以中美对比说明，“我们的大学高水平运动队的招生规模远远低于美国，发展潜力还很大。”他期待相应的激励机制能尽快在后续的有关政策中看到，“真正要治标，不仅仅是取消各类加分，而是要建立多元化、多维度的评价选拔体系，让各类具有鲜明个性、突出特长、创新潜质、综合素质优异的学生，都能脱颖而出，这才是发展素质教育的内涵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