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亚足联年度颁奖礼上，中国足协第一次收获了草根足球激励奖。这看似是多个入围奖项落选后的安慰，但对重新出发的中国足球而言，却是一种肯定与鼓励。

　　无论是作为“龙头”的国家队，还是吸引眼球的中超联赛，对于改变中国足球根基不牢、人才不足的现状，所能发挥的作用有限。社会足球这个“金字塔基座”的厚度，决定着中国足球的高度和后劲。《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提出“三步走”战略，而今经过3年实践，正处于从近期目标向中期目标转移的关键阶段。让草根足球尽早长成一片片“绿洲”，不只在于夯实基础、营造氛围，更关乎中国足球的未来。

　　业余赛事驶入快车道

　　12月初，“我爱足球”中国足球民间争霸赛总决赛在海口打响，从海选赛和大区赛突围而出的32支业余球队分4个组别进行角逐，优胜者有机会登上足协杯的舞台。这项赛事创办3年来，已然达到1.7万多支队伍、约50万人次参与的庞大规模。

　　民间旺盛的足球需求与参与热情，借助草根赛事的平台得以释放，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除了全国足球业余联赛、中国城市足球联赛等打响口碑的全国性品牌赛事，地方足协搭建的业余赛事网络，正逐渐形成一个庞大的民间“绿茵场”。仅成都一地，每年各类各级别足球比赛累计多达两万场。

　　在传统的十一人制足球之外，五人制足球、沙滩足球也借助足球改革的激励政策，驶入发展“快车道”。全国社会足球工作会议上的一组数据显示：2017年度的五人制超级联赛和甲级联赛总受众人数达到3100万人次，明年联赛将扩军；全国沙滩足球锦标赛引入新的发展模式后，赛事增至63场，覆盖22个省区市。

　　在中国足协副主席李毓毅看来，当前社会足球正在阳光雨露下生长，处于良性发展的轨道，“一是有完善的规划，足球改革总体方案落到地方，省委省政府参与的达到85%—90%；二是场地设施的提升，按照‘十三五’规划，从现在的1万块争取增到7万块；三是地方联席会议制度提供领导机制保障。有了这3点，可以看到深圳、广东、上海、北京等地的社会足球都办得有声有色。”

　　中国足球曾经走过弯路，长期处于相对孤立的环境中。社会足球的价值在于为足球发展奠定根基，而打造“足球强国”的目标，要靠扩大足球人口来实现。成都没有中超球队却致力于打造“足球强市”，正是依托完善的业余赛事体系和近200个业余俱乐部，将深厚的足球情怀变为扎实的踢球人群，凝聚起一座城的足球力量。

　　李毓毅坦言：“到2020年，足球人口要达到5000万，这个目标很艰巨，我们目前的工作要把扩大足球人口作为重点。”《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提出，“通过社会足球人口不断增加、水平不断提高，为职业足球奠定扎实的群众基础和人才基础”。这意味着，足球人口不仅要数量，更要质量。本赛季全国业余联赛首次与中乙联赛形成升降级机制，但中国足协更希望参赛队伍不以冲乙成功与否为评价标准，而是扩大业余俱乐部的本地影响，培育基层足球的肥沃土壤。

　　“未来的业余联赛要把各地串联起来，进行细化加强。业余联赛水平慢慢提高了，通过一定准入制度与职业联赛接轨。我们期待，由参与的人群来玩出一种机制、平台乃至生活方式。”李毓毅说。

　　地方足协当好排头兵

　　打开“绿茵岁月”APP，成都市足协的22个会员协会对行业管理、新闻发布、注册认证、赛事运营、宣传推广等的需求，均能在这个专门研发的竞赛组织管理平台上“一站式”解决。仅此一个细节，足见成都社会足球的精细化程度。

　　足球圈有句话：哪个地方足协发展得好，哪个地方的社会足球就搞得好。去年中国足协与国家体育总局“脱钩”后，各地方足协调整改革加快推进。有业内人士坦言，转变行政化思维模式，对工作职能、目标和对象的重新定位是地方足协改革的核心，“不能还围着金字塔塔尖的综合性运动会、职业队打转，而要服务会员、服务广大足球爱好者。”

　　11月中旬，北京市足协完成换届，正式与北京市体育局“脱钩”。在独立生存后，社会足球成为重要抓手。“以前市足协和市足管中心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大家习惯做甲方，现在足协要找到做乙方的感觉。”北京市足协专职副主席汪江涛介绍，新一届北京市足协在全国首个设立了球迷委员会，未来还将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降低市民踢球的成本。

　　角色转变成为地方足协的“必修课”，不仅要顺应参与者的需求，更要学会管理。过去由于流程、规则、细节的不规范与不专业，社会足球一度被贴上“野球”标签。在业余赛事“井喷式”发展后，球员注册、办赛机构资质认定、赛事管控、裁判员培训等工作越发需要准入门槛，并辅以强有力的管理举措。

　　过去一个赛季，从足协杯到各地业余联赛，追打裁判、球场互殴等暴力事件时有发生，严重损害社会足球的形象。除了球队自身的问题，地方足协疏于管理和引导难辞其咎。汪江涛认为，除了在选派裁判时进行赛前预判，尽量把人为因素降到最低外，一旦有人触碰红线，无论对球员还是办赛机构，地方足协要有“一票否决”的处罚力度，敢于拉入黑名单。

　　成都市业余足球联赛搞了20多年，得出的经验是：既要事后严惩，更要事前防范，让参与主体主动维护赛风赛纪，才是治本之道。成都市足协负责人表示，每次比赛前与参赛球队“谈一谈”，向大家灌输一种理念，比赛是大家自己的，有了归属感自然会珍惜比赛。而参与者的认同感，实际上增强了协会的权威性。

　　当然，打铁还需自身硬，能否办好社会足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足协的建设。“脱钩”之后，一些地方足协的组织体系、造血机制尚不健全，资产管理、人员配置、薪酬标准等配套政策，地方政府难以单独突破。对此，李毓毅表示：“地方社会足球现在形成的所有格局都是地方足协做的工作，社会足球在成长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是正常的，当然我们也要重视，找到源头来解决。”

　　社会足球还得接地气

　　2017中国城市足球联赛中，在延边北国长白虎队的主场，每场比赛都涌入近3万名球迷，穿着统一服装观赛为主队加油助威，声势丝毫不逊于中超赛场。如此火爆的场景，在以往几乎不可想象。

　　首届甲A联赛，成都金牌球市名震南北，那些跟着爸妈做过“人浪”、喊过“雄起”的娃娃们，如今很多正在业余赛场驰骋，而他们的孩子将来也能通过校园足球走上绿茵场。这一代代的传承，不正积淀着城市足球文化吗？

　　群众并非没有参与足球的愿望，很多社区、单位都有自发组织的球赛。“社会足球的特征就是老百姓玩，各级足协来做服务。比如场地、裁判有困难，我们就来提供。对赛事进行相应的引导，整合各种资源搭建好平台，让老百姓可以开心地踢球。”李毓毅说。

　　武汉市有着100万社会足球人口，为满足群众踢球需求，仅2017年就建成足球场地300片，实现对武汉三镇的全覆盖，各类社会足球赛事超过3000场。武汉汉为体育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行总裁吴江说，还得拓展本地业余足球俱乐部，使之形成规模，依托这些俱乐部增加社会人群的足球归属感，推动社区青少年足球培训。

　　目前，全国办出口碑的业余足球赛事不少，比如北京的百队杯、上海的陈毅杯等。一些地方还探索出为企事业单位定制赛事的新路子。办好比赛的同时，如何让社会足球更接地气？北京市足协动了脑筋，未来在场边配套餐饮服务、孩子玩耍设施等，让足球变成家庭休闲的方式。某种程度上，这是社会足球的供给侧改革。

　　与职业足球一样，社会足球的发展同样要按规律办事，足球文化需要时间来涵养，任何揠苗助长的行为都会损害本就脆弱的根基。“有些业余比赛打出非常悬殊的比分，说明比赛双方水平不匹配，基层有办赛热情却没有专业知识，也与功利主义有关。”李毓毅直言，足球是民生，是精神，更是文化，脚踏实地才能水涨船高。

　　值得欣慰的是，以《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为指引，社会足球正行进在一条正确的轨道上。在全国社会足球工作会议展望2018年的规划中，业余赛事、足球公益活动、基层教练员和裁判员培训等方面都有清晰的路线图。“我们要大力引导和推荐‘中国足球城’和‘中国足球小镇’建设，树立足球发展标杆，让足球文化真正在城市生根，提升足球项目影响力。”中国足协党组书记杜兆才说。